2024-09-06 07:30
于是乎,个体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罪的意识,但罪过意识是可以的。在罪过意识中,主体的自我认同被保留,罪过意识是在主体自身范围内主体所发生的变化。但是,罪的意识是主体本身的变化,这一点揭示出,在个体之外必定存在着一种力量,这力量向他昭示着,他通过生成已然变成了一个不同于以前的他的另一个人,他变成了罪人。这个力量就是在时间中的神。
2024-09-06 07:30
罪是新的生存媒介。一般而言,生存只是意味着,个体通过已然生成而存在、并且处于生成进程之中;而现在它则意味着,个体通过已然生成变成了罪人。一般而言,生存不是什么被进一步规定的谓语,而是所有那些被进一步规定的谓语的形式,人们并非通过生成而成为什么;现在,生成意味着成为罪人。在整体性的罪过意识当中,生存在内在性范围内尽其可能地维护自我,但是罪的意识却是一种断裂。通过生成,个体变成另一个人;或者说就在他即将生成的那一刻,他通过生成变成了另一个人,否则,罪的规定性就会被置于内在性范围内。个体并不永远是罪人。只有当通过出生而生成的以永恒为意向目标的存在者在出生时变成了一个罪人、或者说作为罪人而出生的时候;这时,生存以这样一种方式聚集在他身上,即每一个沿着回忆的道路退回到永恒之中的内在性的沟通方式都断裂了,谓语“罪人”通过生成首次立刻涌现,生存获得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悖谬性力量,结果生成使他变成为另一个人。这是神步入时间当中的一个后果,神步入时间阻止了个体以后退的方式与永恒建立关系,因为他现在要向前,通过与时间中的神建立关系的方式而在时间当中成为永恒。
2024-09-06 07:30
反过来,不同的生存沟通将根据生存的观点分级。(思辨思想抽象而客观,它完全无视生存和内心性;因为基督教的确以悖谬的方式突出了生存,思辨思想是最有可能误解基督教的)。直接性,感性在生存中没有发现任何矛盾;生存是一回事,而矛盾是来自外部的另一回事。伦理发现了矛盾,但却囿于自我维护。宗教A把矛盾理解为自我毁灭中的痛苦折磨,它仍囿于内在性,但是,对生存的伦理性的强调阻止了生存者抽象地停留在内在性之中,或者通过停留在内在性之中的意愿而变得抽象化。悖谬性的宗教与内在性决裂,它使生存成为绝对的矛盾,不是囿于内在性之中,而是与内在性相反对。现世和永恒之间没有内在性的根本关联,因为永恒本身将在时间中降临并且建立起一种关联。
2024-09-06 07:30
思辨思想自然而然地出局了,因为它客观地、抽象地漠视生存主体的规定性,至多只与纯粹的人性打交道。而生存沟通在面对“知其一便知全体”中的“一”的时候,它理解的是另外的东西;在面对“认识你自己”中的“你自己”的时候,它理解的是另外的东西,由此,它理解的是真正的人,并且由此暗示出,生存沟通并没有忙于与那种张三李四之间的趣闻性的差异打交道。——如果个体自身缺乏辩证性,并且辩证性在其身外,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感性的观点。如果个体辩证性地向自身、向自我主张内倾,结果最终的根据本身并不是辩证性的,因为位于根基处的自我被用于掌控并维护自身,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伦理的观点。如果个体被规定为内倾地、辩证性地在面对上帝时自我毁灭,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宗教A。如果个体是悖谬的—辩证的,所有原初的内在性的残余均被毁灭,所有的比较被斩断,个体处于生存的极端处,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悖谬性的宗教。这种悖谬的内心性是一种最大的可能性,因为哪怕是最具辩证性的规定性,只要它在内在性之中,可以说它就是一种逃遁的可能性,跳开的可能性,退回背后的永恒之中的可能性,就好像一切并未开始似的。但是断裂使内心性成为最大的可能。
2024-09-06 07:29
从根本上说,对此生与来世的区分的理解就是对生存的理解,而差异在此再次聚集,如果我们注意到,基督教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生存沟通的话。思辨思想无视生存;对于它来说,“生存”成为了“已然生存”(过去),“生存”是永恒的纯粹存在中一个消失着的和被扬弃了的环节。作为抽象思想,思辨思想永远不会与生存同时共在,因此它不可能把生存作为生存加以把握,而只能在之后加以理解。正是这一点解释了思辨思想明智地远离伦理学的原因,解释了当其由此开始时显得荒谬可笑的原因。宗教A突出作为现实性的生存,虽然在内在性根基处的永恒仍然支撑着一切,但它却以这样的方式消失了——即肯定性以否定性为标记。对于思辨思想而言,生存已然消失,只有纯有;对于宗教A来说,只有生存的现实性,永恒一直为其所遮蔽,且以隐蔽的方式在场。悖谬性的宗教绝对地使生存与永恒相对立;这是因为,永恒在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中的出现恰恰表明,生存被永恒中隐蔽的内在性所抛弃。在宗教A中,永恒无处不在又无所存在,但是它为生存的现实性所遮蔽;在悖谬性的宗教中,永恒存在于某个确定的点上,而这正是与内在性的断裂。
2024-09-06 07:29
对于任何一种生存沟通而言,对“此生和来世”的区分的诠释具有决定性意义。思辨思想把绝对(它表达的是矛盾原则)化解在纯粹存在之中;而这种化解反过来表明,思辨活动绝非生存沟通,就其意欲解释生存而言,思辨的可疑之处正在于此。宗教A不是思辨思想,但它仍是思辨性的,它通过反思生存的意义反思着那个区分;但是,即使罪过意识的决定性范畴仍然囿于内在性的范围之中。悖谬性的宗教通过悖谬地突出生存的方式对那个区分做了绝对的规定。换言之,因为永恒作为时间中的一个瞬间出现,在时间中的生存个体不需要与永恒建立关系,或者全神贯注于这种关系(这是宗教A);而要在时间中与时间中的永恒建立关系。结果,人神关系在时间之内,它与一切思维活动相反对,不管人们反思的是个体还是神。
2024-09-06 07:29
幽默把整体性的罪过与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相对性相结合,从而发现了滑稽。滑稽在于以整体性的罪过作为基础,它支撑着所有的滑稽。换言之,如果相对性的基础是本质性的无辜或者善的话,这并不滑稽可笑,因为人们在肯定的规定性之内进行或多或少的量化规定并不滑稽可笑。但是,如果相对性依靠整体性的罪过,相应的或多或少的量化就依靠比无还少的东西,这就是滑稽所发现的矛盾了。因为钱是有意义的,所有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相对性就不算滑稽可笑;但如果用的是代币,那么相对性的存在就是滑稽可笑的了。如果人们奔忙的原因是避免危险的可能,这种奔忙不可笑;但如果,比方说吧,奔忙发生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则这些奔忙之中就有滑稽可笑之处了,因为这里的矛盾在于,不管人们怎样行动,他们都无法逃离毁灭发生的地点。
2024-09-06 07:29
对罪过意识的永恒回忆就是对罪过意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表达;但是,绝望在瞬间的最为强烈的表现并不是生存情致。以生存的、充满情致的方式与永恒福祉建立关系永远都不会只是偶尔使用强硬言辞,而是这种关系的持续存在,是持续不断地以之与万事万物相结合;所有生存的艺术都在于此,或许精于此道的人数不多。 幽默把对罪过的永恒回忆与万事万物结合起来,但它自身却没有在回忆之中与永恒福祉建立关系。现在,我们立于隐蔽内心性之侧。对罪过的永恒回忆不能在外在世界中表现出来,故二者是不一致的,因为外在世界的每一种表现都是对罪过的有限化。不过,隐蔽内心性对罪过的永恒回忆尚不是绝望;因为绝望从来都是无限、永恒和整体性在瞬间的不耐烦,而且所有的绝望都是一种坏脾气。永恒的回忆以与永恒福祉的关系为标记,它尽可能地远离直接性的标记,不过它足以阻止绝望的跳出。
2024-09-05 22:55
把这种对罪过的回忆称为锁链,说它永不会从被禁者身上解除,你只是描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这是因为锁链只与被剥夺的自由的观念紧密相联,而对罪过的永恒回忆还是一个重担,它要在时间中被到处拖着走,这也就是我们宁可把这种对罪过的永恒回忆称为重轭、并且说被禁者永无解脱之日的原因。在决定性的意义上,他意识到自己发生了变化,但是同时他的主体同一性仍然存在,因为正是他本人通过把罪过和与永恒福祉的关系相结合才意识到了罪过。不过他仍然与永恒福祉相关联,而且罪过意识是一个高于痛苦的表现。在罪过意识所生的痛苦折磨中,罪过既是缓解性的,又是折磨人的,说它是缓解性的是因为它是对自由的表达,因为它有可能存在于伦理—宗教领域,在那里肯定性以否定性为标记,自由以罪过为标记,但又不像“自由以自由为标记”那种感性直接性的标记。
2024-09-05 22:55
罪过意识是对与永恒福祉相关联的生存情致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达。一旦人们将永恒福祉移开,罪过意识就会在本质上被舍弃,它或者停留在天真幼稚的规定性之中,与学童评价手册上的评语处于同一等级;或者,它成为市民气的自我辩护。因此,对罪过意识的决定性表达反过来也就成为了这种意识的本质性的持续存在,或者是对罪过的永恒回忆,因为它持续不断地和与永恒福祉的关系相结合。于是,这里所讨论的就不是那种天真幼稚——重新开始,重做个好孩子;但也不是在讨论什么“所有人都如此”的普遍的免罪。正如我说过,仅仅一桩罪过,若生存者以之与永恒福祉建立了关系,这个关系的生存者就会被永远监禁,因为人类法律只有在第三次犯罪时才会被判处终生监禁,而永恒则在第一次就判决了。他永远被禁锢,被罪过套住,并且这束缚永不会解除,不像重轭不时会被卸掉的负重的牲口;不像偶尔会获得自由的日工;甚至在晚间,他在本质上都不得解脱。
2024-09-05 22:54
在宗教领域中,肯定性以否定性为标记,与永恒福祉的关系以痛苦为标记;如今,否定性的表达愈加强烈了:与永恒福祉的关系以罪过意识的整体性为标记。就作为标记的罪过意识而言,痛苦有可能被视为一种直接的关系(当然不是感性意义上的直接性——幸福以幸福为标记)。如果有人这样认为,则罪过意识就是一种疏远的关系。不过,更正确的说法是,痛苦是对疏远关系的直接回应;罪过意识是对疏远关系的疏远的回应,不过请注意,它一直囿于内在性之中,尽管生存者总是被阻止在内在性之中或者在永恒的视角之下生活,生存者只能在一种被取消的可能性之中生活,不是说人们为了寻找抽象而取消了具相,而是通过在具相中的方式取消了抽象。
2024-09-05 22:54
这也就是说,罪过意识在本质上仍然在内在性之内,它有别于罪的意识。在罪过意识中,同一个主体通过把罪过和与永恒福祉的关系相结合而在本质上成为有罪者,这种主体的同一性意味着,罪过并没有使主体成为其他的人——那是断裂的表现。但是,由对生存的悖谬性的突出所构成的断裂是不能介入到生存者与永恒的关系之中的,因为永恒无处不在地把生存者包括在内,因而错位就在内在性的范围之内。如果断裂要建构起来的话,则永恒自身必须自我规定为一种在时间之内的现世性,规定为历史,以之,生存者和在时间之中的永恒才能在二者之间拥有永恒。这就是悖谬。
2024-09-05 22:54
于是,关于罪过的本质意识就是最大可能地在生存中沉潜,这一点同时也是对于生存者与永恒福祉的关系的表达(那种天真幼稚的和比较性的罪过意识是在与自身、与可比较的事务建立关系),它通过错位来表达这种关系。即使罪过意识具有充分的决定性意义,但这种关系一直承载着一种错位,只是生存者无法抓住它而已,因为错位持续地作为对这种关系的表达而将自身置于二者之间。但是在另一方面,二者并没有彼此推开对方(永恒福祉和生存者)从而在严格的意义上制造断裂;相反,通过二者的结合,错位作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罪过意识重复着自身——在本质的意义上,而不是关于这桩或那桩罪过。
2024-09-05 22:53
天真幼稚和比较性的罪过意识的标记在于,它没有把握生存的要求——结合起来。就思维而言,天真幼稚的表现就是它只能偶然性地思考,以这个或那个东西为契机,之后又涉及其他的东西;这种幼稚表示在它其实不止有一种思想,而是有多种思想。就罪过意识而言,其幼稚表现在,比方说,今天他在这事、那事上有罪过,然后在接下来的八天之中他都是无辜的,但是到了第九天又出事了。比较性的罪过意识的标记在于,衡量标准在身外,并且当牧师在星期天采用了一种相当高的标准之时(但却没有采用永恒的标准),进行比较的人认为他所犯的罪过是可怕的。到了星期一,在认为自己与别人一样犯了错的情况下,他觉得这没那么糟糕,以此方式,外在因素决定性地做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尽管变化多端,但它总是缺失了一点——永恒的本质规定性。
2024-09-05 22:53
整体罪过的优先性不是经验的规定性,不是总和;因为数量永远都不会产生出整体规定性。对于个体来说,罪过的整体性是通过罪过与个体和永恒福祉的关系的结合才出现的,哪怕这罪过是唯一的,哪怕它是所有罪过中最微不足道的。这也就是我们从“罪过意识是对个体与永恒福祉的关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表达”为开端的原因。一个没有与永恒福祉建立关系的人永远都不会认为自身在整体上或本质上有罪。最轻微的罪过,哪怕个体其时曾是天使,当它与永恒福祉的关系相结合之时就是充分的;因为“结合”产生出质的规定性。而且,所有在生存中的沉潜均由“结合”所构成。对于人类法庭来说,在比较的和相对的意义上,在记忆中去理解(而非在永恒的回忆中去理解),一桩罪过(从总体的角度上理解)根本不够,罪过的总和也不够。不过这里的纠结点在于,把自己的生活置于比较的、相对的、外在的世界之中,让警察法庭、调解委员会、报纸、哥本哈根的权贵人物或者首都的乌合之众成为自身关系的最高法庭恰恰是非伦理的。
2024-09-05 22:53
这个意思跟那句老话“为自己辩护的人是在控告自己”的涵义并不相同。那句老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就某事为自己辩护或辩解的人,就是在因同一件事而控告自己,因此辩护和控告关乎同一件事。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意思;非也,当一个人真的在具体案件中证明自己的清白的时候,他就是在整体上检举自己。所有不是仅仅用比较的方式生活的人都会轻易注意到这一点;在纷纭的人事之中,作为普遍设定的整体性罪过渐渐成为了理所当然之事,结果它被遗忘了。但是,正是这个罪过的整体性,才使最后的诉讼程序对于一个人在具体案件中是否有罪的裁决成为可能。在整体上或本质上无罪的人是不可能在具体案件中有罪的,但是整体上有罪的人却非常可能在具体案件中无罪。因此,不仅仅因一个人在具体案件中有罪而检举出他在本质上有罪(整体先于部分);而且还会因具体案件中的无罪而为之(整体先于部分)。
2024-09-05 22:52
生存者可以把罪过推给生存,或者推卸给那个将他带入生存之中的人,从而保持无辜。就让我们丝毫不带伦理的声威,单纯从辩证的层面出发来看这一点。前述程序当中包含了一个矛盾。本质上的无辜者永无可能推卸罪过,因为无辜者与罪过的规定性毫无瓜葛。因此,当一个人在具体案件中推卸罪过并且自认无罪之时,他同时也就承认了,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本质上的罪人,只不过他有可能在这个具体案件中无罪。但是,我们在这里当然不是要讨论具体案件,那里一个人通过证明其在本质上有罪而将罪过从自身推开;我们要讨论的是生存者在生存中的本质情况。但是,从本质上说,为了做到无辜而推卸罪过、即推卸罪过的整体规定性的意愿是一个矛盾,因为此种行为不折不扣就是自我检举。如果有任何规定性如此,“罪过”的规定性肯定是这样——人们对此无能为力。罪过的辩证法十分微妙:从整体上证明自己无罪的人恰恰是在检举自己;而不能完全证明自己无罪的人则在整体上检举了自己。
2024-09-05 22:52
因此,人群彼此都知道的东西是无法安慰他的,那些人就“何谓人”有种偏狭的小城观念,对“何谓面对上帝”有种流利的、滔滔不绝的、转了十七遍手的观念。他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以免其全部宗教性沦为一则谣言。这里绝非说他将发现新的真理之类的东西,不然,他只要自己保持警觉,不要糊里糊涂地陷入那种健谈和布道的欲望之中,妨碍他在自身内去经历在他之前成千上万的人都曾经历过的东西。如果说,爱情的关键就在于,只有当爱情教会一个人对其情感保守秘密的时候,这爱情才会变得高贵;那么,宗教方面的情况将更胜一筹!
2024-09-05 22:52
或许他会用那种建设性的沉思来使自己坚强,即:创造了人类的上帝必定最了解一切使人类不可能与关于上帝的思想相结合的东西——所有尘世的迫切需求,他会陷入其中的混乱思想,消遣娱乐、休憩和一夜安眠的必要性。显然,这里讨论的不是正在尘世宣讲着的免罪,人们在那里通过其他人安慰自己,人们彼此安慰而把上帝排除在外。每个人都是荣耀地构造的,而毁掉许多人的东西之一,比方说,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不得要领的滔滔不绝——关于人所应遭受的痛苦,以及在沉默中的成熟;那种面对人而非上帝时的忏悔;那种跟张三李四就本应成为一桩秘密、并且秘密地直面上帝的事情所进行的真诚沟通;那种对临时性安慰的缺乏耐心的渴求。不然,宗教人士从毁灭的痛苦当中学到了一点——由人施行的免罪毫无益处,因此他从不听来自那方面的东西;他要面向上帝,经受作为一个人所要经受的痛苦,然后为上帝而在。
2024-09-04 21:43
就个体而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使这种延续性在同时共在的层面上变得更加崇高。曾经青春年少,然后老去,最终死亡,这是一种平庸的生存,因为动物也有这样的优势。但是,把生活中的诸环节统一在同时共在性之中,这才是人的任务。如果一个成年人割断了与童年时代的所有联系,那将是怎样平庸的生存,而且此人是残缺不全的。同样,如果一个必定身为生存者的思想家放弃了想象和情感,这跟放弃理智一样疯狂,这又是一种怎样糟糕的生存啊。 但是,看起来人们有意愿这样做。人们把诗作为一个被克服的环节,从而驱赶和厌恶诗,因为诗与想象密切呼应。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人们完全可以把诗作为一个被克服的环节加以处置;但是在生存中,只要一个人愿意要求人性的生存,那他就必须保留诗,而且所有的思维活动都不应干扰诗的魔力,而应去强化它。宗教的情况亦然。宗教不为在那种意义上的童心而在,即它会随岁月流逝而被弃置一旁;相反,想要这样做才是对思维的幼稚的迷信。真并不比善和美更高,真、善、美本质上隶属于所有人性的生存,它们统一于生存者之上,不是在思想中,而是在生存中。
2024-09-04 21:42
因此,无利害性和客观性要被打扰了,因为现实性和责任将会抓住它们。(因此思想中存在着一种罪。)——现实性不是外在的行动,而是一个内在世界,个体在其中取消了可能性,并且自我认同为所思想的东西,以便在其中生存。这才是行动。理智在将思维本身转化为行动方面显得十分严格,但是这种严格不过是虚惊一场,因为允许理智取消行动就是一种松懈。于是,之前提出的类比在这里是有效的:在完全松懈之内的严格只不过是假象,它本质上仍然是松懈。比方说吧,如果有人称罪即是无知,那么在此定义内部严格地诠释那些具体的罪,这就是虚幻的,因为在罪即无知这一整体定义的内部,每一种定义本质上都是轻浮的,因为那个整体性定义是轻浮的。——就恶而言,思想和行动之间的混淆更容易具有欺骗性。但是如果仔细地看,这里显现出来的根源在于善对自身的嫉妒,它对个体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要求把关于恶的思想规定为罪。
2024-09-04 21:42
如果所思考的是现实性,那么思考出来的东西就会尽可能地完美,在我尚未行动之时,它就应该成为行动了。以此方式任何行动都不会出现,理智将伦理吞噬了。我现在认为,说外部世界就是使一个行动成为行动的说法是愚蠢的;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想要揭示理智是多么具有伦理性,它甚至把思想变成了行动,这是一种诡辩,它要对使用“思考”一词所具有的两面性负责。如果思想与行动在根本上有所不同,那么,它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坚持,即把思维指派给可能性、无利害性和客观性,把行动指派给主体性。不过界限轻而易举就显现出来了。比方说,当我想着我要去做这事、那事的时候,这个想法肯定还不是行动,而且永远与行动有着质的差别,它只是一种可能性,现实性和行动的利害都已在其中得到了反映。
2024-09-04 21:42
自我反思持续进行直到取消自身,此话怎讲?为了发现自我反思的可疑性,我们并不需要它持续很久;但从另一方面说,只要它持续存在,其可疑性就是完全相同的。“如此长久直到”是什么意思呢?这不过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说法,它以量化的方式打动了读者的观念,仿佛这样理解才是最好的:自我反思取消了自身,如果它在此发生之前长久地持续存在的话。这种量化是天文学家所说的无限小的角度的伴生物,这些角最终小到人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平行线的地步。
2024-09-04 21:42
当思维转而面对自身以便思考自身的时候,我们知道,怀疑论便会涌现。如何终止这种怀疑论呢?其根源在于思维不是通过思考他物而发生效用,而是要自私地思考自身?如果一匹马脱缰狂奔,那就由它去吧,如果不考虑可能发生的危害外,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人说:让它跑吧,反正它会累的。就思维的自我反思而言,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自我反思会变得无限长,并且会循环进行。谢林终止了自我反思,他没有把“理智直观”理解成自我反思领域内的一个通过向前冲的方式企及的新发现,而是将之理解为一个崭新的出发点。黑格尔视之为错误,他轻蔑地谈论“理智直观”,然后,方法出现了。自我反思持续进行,直到它取消自身,思维以胜利者的姿态挤进来并且重获真实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纯粹思维之中获胜。
2024-09-04 21:42
基督教不是关于神性和人性相统一的教条,不是关于主体—客体的理论,更别提其他那些对基督教的逻辑重述了。换言之,假如基督教是一种教条理论的话,那么与基督教的关系就不是信仰的关系,因为与理论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理智关系。因此,基督教根本不是教条理论,而是神一直存在的事实。 信仰因而不是理智领域内的初级教程,不是笨人的避难所。信仰是一个为自身而在的领域,所有对基督教的误解立刻就能识别出来:它把基督教转变成一种教条理论,把它拽进了理智领域。最高的理智境界是对教师的现实性完全漠不关心;相反,信仰的最高境界是尽最大可能地无限关切教师的现实性。 何谓抽象思维?抽象思维就是那种没有思想者存在的思维。除了思维它忽视一切,只有思维存在于它自身的媒介之中。生存并非没有思想,只是说在生存进程中,思想处于一种陌生的媒介中。那么,当抽象恰恰忽略了生存意义上的现实性的时候,用抽象思维的语言探问生存意义上的现实性,这是什么意思呢?——何谓具相思维?具相思维就是有思想者存在的思维,而且是有某个确定的东西(在具相的意义上)被思考着;在那里,生存为生存着的思想者提供思想、时间和空间。
2024-09-04 21:41
对信仰的回答不与某种理论相关联,看这种理论正确与否;不与某位教师相关联,看他的理论正确与否;而是对关于一个事实的问题的回答:你是否接受,他真的一直存在着?而且请注意,回答时要怀着无限的激情。换言之,就人际关系言,把重心无限地移至“此人是否一直存在”这一点是没头脑的。因此,假如信仰的对象是一个人,那么,所有这一切就是一个蠢人的骗局,此人甚至连感性和理智的东西都未能掌握。于是,信仰的对象就是神在生存意义上的现实性。但是,“生存”首先意味着成为一个具体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思想必须忽略生存的原因,因为具相不能被思考,被思考的只是共相。因此,信仰的对象就是神在生存中的现实性,也就是说,神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也就是说,神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存在。
2024-09-04 21:41
如果这些特定阶段未能决定性地彼此分立,则一切都将混淆。如果有人对于某位思想家的现实性感到好奇,发现就此了解到一些东西等等饶有兴味,那么他在理智的意义上就应受到谴责,因为理智领域的最高境界是,思想家的现实性完全无关紧要。但是,理智领域里的胡言乱语使人与信徒之间有种令人困惑的相似性。一个信仰者无限关切一个他者的现实性。对于信仰来说这是决定性的,而且这种关切不是那种零星的好奇心,而是对信仰对象的绝对依赖。 信仰的对象是一个他者的现实性;信仰的关系是一种无限关切。信仰的对象不是某种理论,因为那样的话,信仰关系就是理智性的,问题的关键就不是蜻蜓点水式的涉猎,而是达到理智关系的最高点。信仰的对象不是提出一个理论的教师,因为当一位教师提出某个理论的时候,正因为如此,这理论就比教师更重要,而这种关系就是理智性的,问题的关键就不是蜻蜓点水式的涉猎,而是达到理智关系的最高点。但是,信仰的对象是一位教师的现实性,即这教师真的存在。对信仰的回答因此也就成了绝对的是或否。
2024-09-04 21:40
现实性就是理想性。但是从感性和理智的角度出发,理想性就是可能性(“从现实性向可能性”的倒退)。从伦理的角度出发,理想性就是个体自身内的现实性。现实性是内在世界对于生存的无限关切,即伦理个体为自身而在。 当我理解一位思想家的时候,我是在同等程度上理解他这个人(他作为一个单一者生存;他本人真正是这样理解的,等等;或者他本人真正实现了这一点,等等),他的现实性完全无关紧要。哲学和感性学在这里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恰如其分地坚持这一点。不过这里甚至没有对作为沟通媒介的纯粹思维做任何辩护。换言之,因为他的现实性对于处于学习状态的我来说无关紧要,反之亦然,这绝不能由此推出,他本人敢于对他自己的现实性漠不关心。他的沟通方式必定带有这样的印记,它当然不是直接性的,因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无法直接沟通的(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之间的悖谬关系),并且不能直接理解,而必须间接地呈现,间接地理解。
2024-09-04 21:37
那么,现实性就是外部世界吗?绝非如此。感性和理智的角度恰如其分地强化了一点:外部世界对于尚未掌握观念性的人来说就是一场骗局。“沉默的兄弟”说:“历史知识只能帮助一个人陷入一种为历史材料所诱导的幻觉之中。说到历史我知道的是什么?是历史材料。观念性是我依靠我自己获知的;倘若我不能依靠自身而获知它,那么我就根本不会知道它,所有的历史知识都没有用。观念并不是可以在人们之间转移的财产,也不是人们大量采购时捎带买进的东西。如果我知道凯撒伟大,那么我也知道何谓伟大,这就是我所想的,否则我就不知道凯撒伟大。可靠的人们保证,接受这个观点不存在任何风险,因为他确切无疑是一位伟人,而且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历史陈述毫无用处。依靠别人的话而把一种观念信以为真,这就如同某君因一个笑话发笑,但却不是因为他听懂了,而是因为别人说那个笑话好笑。果若如此,对于靠着信仰和尊敬发笑的人来说,这笑话根本可以不用讲出来,他会以同样的音调笑出来。”——那么,现实性是什么?
2024-09-04 21:37
从感性和理智的角度出发,只有当现实性的“存在”在其“可能”之中消解的时候,这种现实性才能被理解和思考。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只有当每一种“可能”真的是一种“存在”的时候,可能性才能被理解。感性和理智审视时,它们抗议每一种不是“可能”的“存在”;当伦理审视时,它谴责每一种不是“存在”的“可能”,即个体自身的“可能”,因为伦理与其他人无关。——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混为一谈,人们从伦理的角度回答感性问题,从理智的角度回答信仰问题,凡此等等。人们完成了一切,但却绝少注意要在不同的阶段为不同的问题寻找答案。在精神的世界里,这种做法会比在市民社会制造更大的混乱,比如,教阶事务要由桥梁建设委员会来处理。
2024-09-04 21:37
从感性和理智的角度探问现实性是一种误解;从伦理的角度探问其他人的现实性是一种误解,因为人们只能探问自身的现实性。信仰(最为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它涉及某种历史性的东西)与感性、理智和伦理的区别在此显现。无限关切地探问不是本人的现实性,这是信仰的意愿,它传达的是与悖论之间的悖谬性的关系。从感性的角度不能这样探问,除非是以轻率的方式,因为在感性的意义上可能性高于现实性;从理智的角度不能这样探问,因为在理智的意义上可能性高于现实性;从伦理的角度也不能这样探问,因为在伦理的意义上,个体绝对地无限关切自身的现实性。——信仰与伦理之间的类比就在于那种无限的关切,以此,信仰者绝对区别于感性的人和思想家,但也与伦理者有所区别,信仰者无限关切的是他者的现实性(例如,神真的一直存在着)。
2024-09-04 21:36
人们嘲笑修道院生活,但是,没有任何隐士会像今人这样不实在地生活,因为一位隐士确乎脱离了整个世界,但他没有脱离自身。人们知道如何描写修道院的奇幻环境:偏僻之地,林中的孤寂,遥远天际的一抹蓝色,但是人们却不去想纯粹思维的奇幻环境。隐士身上充满激情的非现实性远比纯粹思想者喜剧性的非现实性更为可取;那种把整个世界从隐士身边带走的充满激情的遗忘,远比遗忘了自身的世界史思想家身上的喜剧性的走神更为可取。
2024-09-04 21:36
在我们这个时代,伦理越来越受到忽视,这种忽视还产生了一个危害性后果,即它混淆了诗和思辨,它为了抓住现实性而放弃了对可能性的无利害的升华;它没有使其各得其所,而是产生了双重混淆。诗接二连三地尝试着像现实性那样起作用,这一点毫无诗意;思辨思想一再地想在其自身范围内企及现实性,它想使人确信,思想就是现实,思想不仅仅在于思,还在于给出现实性,可事实恰恰相反;与此同时,思辨思想对于生存意义的遗忘越来越厉害。时代和人都变得越来越不实在,因此这些替代品就要来取代已经丧失的东西。人们对伦理的放弃愈演愈烈,单一者的人生不仅成为诗化的,而且在世界史的层面上变得不安,由此他被阻止以伦理的方式生存;现实性必须以其他方式被带出。只是,这种被误解的现实性就好比一代人或者这代人当中的一些个体早衰了,现在必须靠人工方法使其重返青春。以伦理的方式生存就是现实性,但是,现时代压倒一切地成为了旁观者,不仅所有人都成了旁观者,而且这一点最终被错误地认为它仿佛就是现实性。
2024-09-03 20:48
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死亡含义的伦理学表达,以及战胜这死亡的宗教的表达。这里需要一个能够破解死亡之谜的字眼,需要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词,生者以之抗拒那个持续的观念,因为我们不敢如此公开地把缺乏头脑和健忘推荐为人生智慧。再进一步看,主体思考自己的死亡是一个行动。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一个如书店老板索尔丁或者体系制造者那样走神的人在一般意义上思考死亡,这根本算不上是行动,它只是那种一般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什么在根本上是不易说清的。但是,如果“成为主体”是一项任务,那么对于单个的主体来说,思考死亡就不是某种一般的东西,而是一个行动,因为主体性的发展恰恰在于,他于行动中穿透了关于他自身的生存的思想,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通过现实化他所思考的东西而在思考着;结果,他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想,现在你要时刻警惕了,相反地,他每时每刻都在警惕着。现在一切都越来越主体化了,当事关发展主体性的时候,这再自然不过了。在此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看似趋向于谎言和欺骗,假如人们愿意的话;因为一个人只需说:我已经做了,我们就无法再向前了。好吧,那又怎样呢?假如他并没有真正做过呢?可这与我何干,这对于他本人才是糟透了。
2024-09-03 20:48
思考者希望知道得更多,当然不是肯定性的,他想知道的是根据假设只能否定地回答的东西,只是他想辩证地弄明白,这个问题必须用“不”字来回答,而且这种辩证的明晰性将把否定的回答置于与所有其他生存问题的关系之中,于是会产生很多困难。如果答案是“是”,则问题就会变成:何谓死亡,死亡对于生者意味着什么,关于死亡的观念将如何改变一个人整个的生命历程,而他为了思考死亡的不确定性,必须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死亡,以便让自己做好准备。接下来就是为死亡做准备的问题,因为人们再次要在死亡的现实降临和关于死亡的观念之间做出区分(这个区分看似会把我的准备工作弄得毫无意义,如果真正来临的跟我所准备的并不是同一回事的话;而如果它们是同一回事,那么我的准备——当其完结之时——就是死亡本身),因为死亡会在我开始准备的那一瞬间降临。
2024-09-03 20:48
我必须要问,我们究竟能否给出关于死亡的观念,死亡能否被预见并且于预见中在观念里被体验,或者说是否只有当它现实地存在的时候,它才存在;既然死亡的现实存在是一种非存在,那么,是否只有当其不存在的时候它才存在,换言之,是否理想性能够通过思考死亡而在理想的层面上战胜死亡;还是说,在死亡中物质获胜了,结果人狗一般地死去,同时死亡却在死的瞬间通过垂死者关于死亡的观念而被消释。这里的难点还可以这样表述:是否生者根本不可能接近自己的死亡,因为他在实验时不可能与死亡足够接近而没有滑稽地充当自己实验的牺牲品;在体验过程中他是否无法实施任何控制,他从体验中学不到任何东西,既然他不可能从体验之中抽身且日后从中获益,他只会被困在体验之中。如果这里的回答是说,死亡不可能被纳入观念之中,问题根本没有完结。一个否定的回答,一个“不”,会跟一个肯定的回答一样被辩证地充分界定,只有孩子和单纯的人才会满足于“这可不得而知”的说法。
2024-09-03 20:47
“成为主体”就是赋予每个人的至上任务,就像最高的奖赏,永恒的福祉,它只为主体而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将为那些成为主体的人而生成。再进一步,“成为主体”会使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有足够的事可做。因此,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身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他在生命结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生命,这事只会发生在好事之徒身上。他无权忽视生命,相反地,他有责任理解,他或许尚未正确地把握生活的任务,因为作为事实而论,这任务是与生俱来的,生活的任务就是——活着。如此,当个体把“成为主体”作为自己至上的任务的时候,在实现该任务的过程中,难题出现了,它们向主体思想者伸展开来,与客观性之于客观思想者完全一样,客观思想者不断超越,他蔑视在一种思想之中通过重复而达到的深化,他从不重复自己,而是令世人惊叹,他先成为一名体系制造者,然后是世界史家,再成为天文学家、兽医、供水检查员、地理学家等。
2024-09-03 20:47
如果某人看到了某种伦理性的东西,则这伦理就在其身内,是某种对伦理的反照引导他看到了他并未看到的东西。另外,他由此或者已经由此在伦理意义上受到激发,使自己对自身明晰起来。换言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一个人在伦理方面越有所发展,他就越会从世界史中看到更多的伦理性。不然,恰恰相反:一个人在伦理方面越有所发展,他对世界史的关切就会越少。
2024-09-03 20:47
他一直在近似知识的领域中活动,以假定的肯定性想象自己拥有某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只能存在于无限性之中,而他作为生存者不可能身处其中,只能持续不断地抵达。没有任何历史对我可以是无限确定的,除了这一点:我存在着(同样地,这一点对于任何其他个体也不会是无限确定的,他只能以同样的方式无限地认识自身的生存),而这一点不是历史性的。就生存主体在思想进程中要从生存中抽身并且想在永恒的视角下而言,思辨的结果是幻象。 思辨性的分神只能在心理学的层面上经由与世界历史、与“过去”之间的持续交往得到解释。人们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本人是作为生活在现时、且面向未来的人而在,以便因此被引导至在心理学的层面上再现个体的因素,它们只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环节。相反,人们把一切混合在一起,并且期盼着他自己的“过去”——为的是去行动,尽管如下这一点看起来更容易理解,即如果一个人先成为“过去”,那么他就已经行动过了。
2024-09-03 20:47
在思想领域中,肯定性可归为如下范畴:感觉的确定性,历史知识,思辨的结果。但是,这种肯定性恰恰是不正确的。感觉的确定性是欺骗(参考希腊怀疑论及其在现代哲学中的全部表现,从中人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历史知识是幻象(因为它是近似的知识);而思辨的结果则是杂烩。这也就是说,所有肯定性思想没有把认知主体在生存中的状态表现出来,因而它涉及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客观的主体,把自身与这样的东西混淆就是将要和正在被愚弄。每一个主体都是生存着的主体,因此,这一点在本质上必须在其全部知识当中表现出来,而且其表现必须通过阻止这种知识虚幻地终结于感觉确定性、历史知识以及虚幻结果之中的方式完成。就历史知识而言,主体获得了很多关于世界的知识,丝毫没有关于他自己的知识。
2024-09-03 20:46
思辨者自然并不滑稽可笑,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探问自己的永福,只有当满怀激情和无限关切的主体将自身的永福与思辨相关联的时候,滑稽才会出现。思辨者甚至并没有提出此前讨论的问题,因为作为思辨者,他过于客观,结果他不会关切自身的永福。但是我还要说一句,为了使这一点清楚明了,即假如有人误解了我众多的言论,那么是他要误解我,我是无辜的。荣誉归于思辨思想,每一个真正沉浸其中的人都将受到赞美。在我看来,否认思辨的价值(尽管他们会希望把在教堂庭院等地的银钱兑换人作为渎神者驱逐出去)就是在出卖自己,对于那些几乎倾其生命、尽其全力服务于思辨的人,尤其是对于那些崇拜古希腊的人们来说,否认思辨的价值是愚蠢的。
2024-09-02 23:59
《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
2024-09-02 23:39
但是在下一刻,我们所获得的就是二手的建构和必然的显现了。“过去”并不是必然的,因为它曾是生成的;它没有通过生成而成为必然(这是一个矛盾),更不会因某种把握而成为必然。(就像空间距离将产生感觉上的错觉一样,时间中的距离也将产生精神错觉。同时代人看不到生成的必然性,但是当生成与观察者之间横亘着数个世纪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必然性,就像人从远处会把方形看成圆形一样。)假如“过去”因某种把握而成为必然,那么“过去”就赢得了把握所失去的东西,因为它把握的是别的东西,这是一种糟糕的把握。假如被把握的对象在把握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这把握也就变成了一种误解。关于“现在”的知识并不能给它以必然性,关于“未来”的预言性知识不能给它以必然性(博埃修斯),关于“过去”的知识也不能给它以必然性,因为所有的把握就像所有的知识那样,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出。
2024-09-02 23:39
作为空间规定性的自然只是直接性地存在着。时间范畴内的“存在”有着一种双重性,在作为“现在”之后,它能够作为“过去”而在。真正的历史总是“过去”(它逝去了;不论是几年还是几天前都没关系),并且它有着已经过去了的现实性。它“已然发生”这一点是确定的、可靠的;不过“已然发生”也正是其不确定性,这不确定性会一直阻止人们对“过去”做很久以来一直如此的把握。只有在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矛盾之中——这矛盾是“生成”的、因而也是“过去”的界限,“过去”才能得到理解。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这种解读误解了自身(它以为“这就是理解”)及其对象(它以为“这样的一种东西竟可以成为解读的对象”)。任何一种认为通过建构便可以彻底把握“过去”的做法根本上都是对“过去”的误解。第一眼望去,显现理论取代了建构理论,我们获得的是假象;
2024-09-02 23:38
“未来”尚未发生,但是它并不因此而较“过去”少些必然性,因为“过去”并不因为它已经发生而成为必然;相反,通过“已经发生”,它所表明的恰恰是它不是必然的。假如“过去”已成为必然,人们并不能由此就“未来”得出相反的结论;反之,人们将从中推论出“未来”也是必然的。假如必然性只能在唯一的一个点上出场,那么这里也就没有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讨论了。预测未来(预言)和理解过去的必然性完全是一回事,只是操作的方式会让人觉得其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更为可信。“过去”已然生成,这生成是因自由而生的现实性的变化。倘若“过去”已成为必然,那它也就不再隶属于自由了,也就是说,不再隶属于它由之生成的东西。这样一来,自由就会处于一种不利的境地,它既让人哭又让人笑,因为它承担了并不属于它的罪责,它把被必然性吞噬了的东西带了出来。自由本身成了一种幻觉,生成其实并不亚于这个幻觉。自由变成了巫术,而生成则成了虚假的警报。
2024-09-02 21:53
让我们考察一下爱情关系吧,尽管它是一个并不完美的比喻。自爱是爱的基础,但是自爱的悖谬性的激情的极致就是希求自身的毁灭。爱情亦然,因此这两种力量在激情迸发的瞬间达成了相互理解,这激情就是爱情。为什么恋人们不能思考这一切呢?尽管那个因自爱而从爱情中抽身的人既不能理解这一点,也不敢冒险这么做,因为它意味着毁灭。爱情的激情亦然。自爱很可能会消失,但却不会被完全毁灭,它只是被俘虏了,它是爱情的‘战利品’;自爱将再次获得生命,而这一切将成为对爱情的折磨。悖谬与理智的关系也是如此,只是这个激情有另外一个名字,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应该为其寻找一个名字。
2024-09-02 21:52
证明活动总是不断地变成完全别样的东西,变成一种对从我的假设当中推论出来的结论的进一步展开,这假设是说,那个被探问的东西是存在的。由此,不管我是在可感知、可触摸的世界中行动,还是在思想中行动,我都不是在推导出存在,而是从存在中推导出来。同样,我并不是去证明有一块石头存在着,而是要证明,那个存在物是块石头;法庭也不是证明某个罪犯存在,而是证明,那个存在着的被告是一名罪犯。人们愿意把存在叫做一个“伴随物”还是一个永恒的“前提”,这一点永远无法证明。我们不想着急,我们并没有和那些人相同的理由着急,他们出于对自身、或者对神、或者对别的什么东西的忧虑而急于拿出一个证明,说它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正当的理由着急,尤其是假如当事人诚实地指出了危险之所在,即他本人或者那个被探问之物并不存在,直到他做出了证明;他并非不诚实地心怀那个隐秘的思想,即:不管他证明与否,根本而言它都是存在的。
2024-09-02 21:51
理智几乎没有要去证明不可知者(神)存在的想法。如果神不存在,那么证明这一点就是不可能的;而若他存在,想去证明这一点则是愚蠢的。因为就在证明开始的那一刻,我已经预设了他的存在不容怀疑,一个前提不应该是怀疑性的,既然它是一个前提:它是已经被决定了的,否则我将无法开始这个证明。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假如他并不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能。相反,假如当我说“证明神的存在”的时候,我指的是要去证明那个存在着的不可知者是神,我的说法就更不走运了;因为那样一来我什么也没有证明,更别说证明某种存在了,我只是展开了一个概念的定义。一般而言,想去证明某物存在是件难事儿,而对于那些敢于涉足此事的勇士们来说情况更糟,因为此处的困难在于,名望和声誉并不等待那些倾力追求它的人。
2024-09-02 21:51
一个人不可能追寻他所知的,同样也不可能追寻他所不知的。他不能追寻他所知的,既然他已经知道了;他亦不能追寻他所不知的,因为他甚至不知道他应该去追寻什么。 对于一个以渐渐死去的方式被生出来的人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不是渐渐被生出来,他只不过是越来越清晰地被提醒说,他存在着。而一个生产出许多优美话语的人,那些言辞其实并非出自他手,他只是让其体内的美的事物自己流露了出来。 任何一种激情的至上力量总是希求着自身的毁灭,同样,理智的最高激情也要求着冲突,尽管这冲突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导致理智的毁灭。去发现某个思想所不能思考的东西,这就是思想的最高形式的悖谬。事实上,这种思想的激情普遍存在于思想当中,也存在于单一者的思想中,就其在思考之时不再仅仅是他自身而言。
2024-09-02 17:15
如果有谁出于礼貌而假定我有个“意思”,如果他把这殷勤推向极端而接受了那个“意思”,只因为那是我的;那么,我对他的殷勤表示遗憾,因为它给予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对他的“意思”我也表示遗憾,假如他的“意思”与我的并无二致的话。我可以拿我自己的生活来冒险,我可以郑重地与我自己的生活开玩笑,而不是别人的生活。这是我能够做到的,是我能为思想做的唯一的事。我没有什么学问可以提供给思想,“几乎不值一个德拉克马的课程,更别提值50德拉克马的大课了”(《克拉底鲁》)。我有的只是我自己的生活,每当困难显现之时,我立刻就会拿它来下注。于是,那舞蹈轻盈起来;关于死亡的思想是位曼妙的舞伴,我的舞伴,其他任何人对我来说都太沉重了。因此,我请求,向神请求:谁也别请我跳舞,因为我不跳舞。
2024-09-02 17:15
对我来说,有所意味既太多又太少,它预先设定了生活中的一种安全和健康,一如俗世生活中拥有妻室儿女的情形,不过这些并没有赐给那些日夜操劳忙碌但却仍然生活无着的人们。在精神的世界里我的情况即是如此。我曾经、而且仍然在培养我自己为了思想轻松起舞,尽最大可能地为上帝的荣耀和我自己的快乐自愿放弃一切世俗的幸福和公民的体面声望,放弃共同的利益和欢乐的和谐,而这些都意味着有个“意思”。
2024-09-02 17:14
《哲学片断》